专家分析丨美西方双重标准正将中东推向战乱深渊

欧元只是货币的统一，但财政没有统一，成员国间又缺乏协调，使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被放大。

因为房地产的高额利润率，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各种经济角色这些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于房地产，在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大大限制了其他方面的投入。从经济结构来说，因为涉及到那么多的行业，房地产也是中国的基础产业。

而房屋租金在近期更离奇直线上升。谁都知道，要房地产无限升值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尤其是在中国。很明显，各方面为了调控房地产而出台的一些举措，与其说是要促进房地产的转型，倒不如说是为了暂时的控制。毫无疑问，尽管房地产可以给既得利益带来短期的巨额利益，其已经成为了国家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十多年前就说教育投入要占GDP的百分之四，但到今天还仍然在说，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在这期间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究其实质来说，房地产在中国就像金融业在美国，太大而不容倒闭。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搞不好也会造成政治危机。不过，在深圳政治改革经验带来的期待之中，尤其是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

首先，在回答由谁统治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这种政体上的差异，是我们观察现实的重要背景，倘若抽掉，必会导致偏颇以至荒谬的判断。基于现实政治问题，作一些比较研究并无不可，但前提是要划清两种民主的根本性质。200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改革，在文化、交通、城管等部门实行了大部制。

在纪念深圳经济改革30年之际，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作为也颇受人关注。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

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我们进行抉择和改革的基石。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广阔视野来看，深圳在政府机构设置、权力划分、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为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积累了点滴经验，提供了宝贵借鉴。

这种简单的比较，着重于形式，忽略实质内容，很容易产生误会。而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论制度形式如何变换，其实质仍然是少数人的轮流坐庄。另外，除开国体和政体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在政党制度、民族关系和基层民主等问题上皆有显著差异，同样不可忽略。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人的民主，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

后者是根据经济普查得出的，应该比较全面。但搞清真实情况、获得可信数据，是必要的前提。

仍然存在的公款私存，一般无非是化大公为小公，把公款变成某些单位人员小团体的消费资金，实际上就是灰色收入的一个来源。如果结果不可靠，会有偏高和偏低两种可能。

3.王有捐说，研究报告在使用外部数据时不严谨，把居民储蓄算高了。但这方面的讨论，并不仅限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而是进一步关系到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综上述，两位商榷者提出的论据，有的是对研究报告的误读或错误解释，有的是论据与结论南辕北辙。虽然舍弃了统计台账的方法，凭记忆容易产生数据误差，但这种误差是随机的、双向的，既可能偏低，也可能偏高。2008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国出境4013万人次，超过了同年美国出国人数(4002万人次)。我们的研究项目在抽样和推算方法上所做的探索，正是针对高收入样本容易遗漏和收入数据不真实这两个关键问题。

更重要的是，不澄清这些事实，躺在虚假数据上作分析，就无法合理应对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挑战。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没有有效措施，70%的高收入户有低报收入的倾向，而且报出的收入与他们的真实收入平均相差几倍。

这本书是他对自己姐姐居住村庄的乡亲邻里进行调查的成果，成为一部解剖中国乡村经济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的著作。提到社会学调查方法，不能不提到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他的著作《江村经济》。

其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值得借鉴。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我们不可能拥有像国家统计局那样庞大的统计机构和遍布全国的调查队伍，不可能进行能与之相比的大规模调查。

而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都能做到的。据日本官方统计，2009年仅访日的中国游客有110万人次，在日本境内人均花费11.7万日元，而美国游客在日本人均花费仅2.5万日元(2010年8月24日《参考消息》)。但这些评论回避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为进一步降低敏感度，我们采取了匿名调查的方式，提供了信息保密和仅用于研究目的的承诺。

实际上从实行存款实名制后，公款私存的情况少多了。而我们的调查样本小得多，没有采取与统计局相同的抽样方法，对样本的选择存在主观性，因此缺乏可信度。

但我们充分相信，所得到的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推算结果，远比现有的统计数据更真实，也能够为改善统计数据提供一个参考。这再次说明两位商榷者或者没有认真读过报告全文，或者有选择地忽略掉了报告的某些部分。

这一方法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总体推断，而是在统计局分组样本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局数据中可信度较高的变量(一个主要变量是恩格尔系数)来推算其真实收入水平，以校正其原来失真的数据。但在此之前，我们未曾听说统计局针对低报收入采取过措施。

该报告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全文载于中信出版社《比较》第48辑。所以统计部门和经济学者的共同责任，是面对现实，搞清情况，不能继续满足于统计调查样本量大、方法科学等表面文章，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在这种缺陷未被纠正的情况下，样本量再大，也不能提高其可信性。6.施发启文章还批评说，我们的调查数据是来自受访者记忆，没有统计台账，调查方法不规范。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并没有用自己的样本来推断总体。

第二，抽样方法的科学性，不能弥补数据失真导致的非抽样误差。这不仅与两位关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的说法有矛盾，而且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现行统计究竟是否反映了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状况？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他们所批评的没有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也并不构成我们这项研究的缺点，反而是在有限条件下能找到的一个验证统计数据失真的有效解决方法。对于抽样调查的评价，首先应该是结果的真实性，而不能满足于理论上的科学性。